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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中英两国“士”之处事准

其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 年,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早期形态出现在西周时期,是宗法分封制下的低级贵族。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宗法分封制的瓦解使得士人阶级的数量翻倍的增加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战国时期。

士逐渐形成了儒、墨、道、法、阴阳、名、兵等多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到汉朝时期,士人阶层逐渐显现。士变成了仕。唐宋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布衣贫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直接进入权力世界。因为 士是有知识的群体,又在权力阶层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士文化,影响深远。

英国贵族不同于士,他们是一种特殊的阶级团体,在15世纪,贵族主要包括国王、王后、公、侯、伯、子、男等,也有无爵位的领主。从1580年起,地主阶级内部又有详细的划分,一部分是以国王为主的掌握着英国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另一部分就是在地方有一定影响力的阶级,英国的贵族阶层是开放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新贵。

此外,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也会被国王册封贵族头衔。贵族因为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影响着社会观念。向上等人看齐成为了英国社会的风尚,这使得英国贵族不仅没有被历史淘汰,其精神还几乎成为英国的国粹。

作为两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群体,士与英国贵族在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展现出了很多共同特征。

中国的士常胸怀天下,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英国贵族也有参政议政的传统,敢于担当社会或国家的重任。中国的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孟子就曾表达过他的鸿鹄之志: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老子所主张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治国的理念。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是士大夫们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与腐败势力作斗争的代表。盛唐时期的士人更是把个人抱负与国家发展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天下情怀。

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都是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英国的贵族阶级与中国一样也可以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出身的丘吉尔从来没有畏惧过战争,炮弹爆炸,他从不卧倒,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他也从不躲避。现代的威廉和亨利王子,贵为王储,但都要接受军事学院教育,并要在军中服役。亨利王子还在阿富汗战场身先士卒,直接参与作战。英国的贵族,不像传统欧洲贵族那样腐化堕落, 他们热衷政治,勇挑重担。这是和中国的士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特点最为相通的地方。

英国的贵族可以做到如此,与英国的地缘政治和贵族本身发展特点有关系。英国是偏于一隅的岛国,在欧洲发展史上实属后来居上,要防止外敌入侵,维护本 阶级统治,在欧洲强国中博得一席之地的责任感使贵族们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英国贵族是一个人数较少又相对稳定的精英团体,18世纪的时候不过数千人,比起四十多万的法国贵族,他们更珍惜荣誉,力争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他们崇尚骑士精神,认为骑士的职责就是护卫教会,惩罚叛逆,这是英国贵族尊崇的价值观。士阶层崛起于战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纷乱的政治局势,威胁着士的生存,也为他们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机会。

他们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也为了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而乐于参政入仕,一方面为自己服务, 一方面希望实现个人价值。

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鼓励入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愿作帝王之师,治国平天下。对比来看,中国 士与英国贵族虽不属同一阶层,但受自身发展的环境和传统的影响,二者皆显露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道与势的纠结与斗争延绵数千年,道是来源于礼乐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势是政治势力。中国的士人有一种以道自重,抗礼帝王 的心态。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 议也。以道自任的士因为有这份思想信念和精神凭借,而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因而荀子也主张从道不从君,绝不可枉道以从势三国曹魏时期的嵇康,蔑视权贵,与当权派道不同时,宁愿隐居山野,在被人陷害,行将行刑之时,抚琴弹奏后从容就戮。

以道自任成就的是士人独立的人格尊严。同样,英国贵族 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丝毫不逊于中国的士。1215年贵族们不满约 翰王的肆意妄为,强制国王签订,将国王置于 法律约束之下,确立了英国有限君主制的传统。1258 年,在蒙特福特带领下,男爵们迫使亨利三世接受了

限制的条约,不仅进一步限制了王权,还开端了议会制。1642年,不堪忍受查理一世对议会制的践踏,新贵族们再次揭竿而起,英国内战爆发,最终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英国贵族与王权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是贵族与国王的长期较量开创了各阶层反压迫、反暴政的自由传统。英国自由的传统是贵族而非平民开创的。在秉承自由的传统与国王斗争方面,英国的贵族像极了以道自重,抗礼帝王的士。

英国的贵族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与英国的封建分封制有关。封建时期的英国,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 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之上。国王分封领地 给贵族,贵族为国王尽一定的义务,享有一定程度的权 利和自由,因而,他们与国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而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

英国贵族善于运用集体力量,在妥协中斗争,在渐进中创新,通过法律手段, 建立议会来掣肘王权,久而久之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建立了完善的立宪制政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士人 与皇权的对抗,由于士人没有经济基础和独立地位,又依附于官僚机构,在势的打压和拉拢之下,道的坚守困难重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道统对于政统的超 越性和优先性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道并未取得对于 势的指导地位。中国显贵始终缺少一个类似于不列颠 议会的特权机构。

对王权限制力量的薄弱,是导致中国专制主义成长和发达的主要原因。道与势之争在 两个民族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士人乐知好学,生活情趣多样,高雅而充实。士人几乎都有刻苦读书的经历,有的是为了搏功 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有的是为满足精神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不管目的是什么,读书是士人的要务,也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享受。孔子读《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魏晋时期,士人更加喜欢任心适志的个性化生活。东晋名相谢安就是围棋高手,阮籍擅抚琴,还发明了 阮咸琴。后世士人注重生活品味,追求精神世界的充 盈。如苏轼,文采飞扬,书法也自成一家。王维精通诗、 书、画、音乐,他的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英国贵族不仅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愿意通过高深的素养和高贵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等级区别开来。他们在伊顿、哈罗 这样的公学里接受精英教育,不仅要学习拉丁文、法文 ,读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还要锻炼意志和体力。

他们还去大陆游学,增广见闻,提高文化鉴赏力和外交能力。像士人组织诗文社一样,贵族们也会经常举办沙龙。英国贵族在人格培养上,注重理智与节制,矜持待人,勤 俭克制,同时要正直勇敢,自尊自助,后来慢慢演变成贵 族特有的绅士风度。19世纪的英国贵族向往田园般的生活,精通西式的琴棋书画。这种对于教育的重视,丰富个人修养的贵族行为与士的志趣高雅是异 曲同工的。

这些人的的思考方式行为准则行为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查理一世时的理论家理查德·布莱斯维特认为:德行和教养因出身高贵和悠闲的生活方式而获得。因此贵族优雅的生活方式和高贵的德行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效仿的对象,绅士风度逐渐从贵族的专用名词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对美好品质的追求。19世纪时工人们重视图书馆建设,组织图书会,像贵族一样热爱读书。

20世纪发展的普通教育效仿的也是贵族公学的教学体系。现在从英国人身上的矜持克制、重视礼貌等特质还可以看到绅士风度的影子。中国士人的文化品位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文学、书画、建筑、器物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士的贡献,他们的审美与情趣对提升世俗生活品质有很大帮助。然而,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取消,士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士的文化影响力也在历史的涤荡中渐渐消散。

中国的士和英国的贵族都对各自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贵族虽然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但与中国的士在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维护独立自主、自由与尊严,重视教育,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两种相异又相近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遥相呼应。但因为经济和阶级基础不同,历史社会发展的相异,两个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显现出了不同的走向。通过对比,士与英国贵族的群体轮廓更加清晰,他们各自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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